酒是人类生活中的主要饮品之一。西晋学者江统在《酒诰》中认为“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而据出土实物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曾发现尊、鬶、盉、罍等酒器，说明酒在中国的起源很早。
历史上，若论哪个朝代最喜饮酒，那必定是商代。商人重酒嗜酒，从商王到贵族到平民无一例外。《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荒淫无道，聚众作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作长夜之饮。”《大盂鼎铭》曾记述：“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铭文中的“殷边侯甸”“殷正百辟”即为商内外贵族臣僚。《尚书·酒诰》中指出“庶群自酒，腥闻在上”，也说明了商民酗酒成风的现象。
另外，从考古视角看，商代墓葬中发现的青铜酒器占比很大。安阳殷墟妇好墓曾出土青铜器二百一十件，其中酒器占了一百五十五件，占比约为74%，且器类非常丰富，有十五种之多。
除此之外，郑州商城、黄陂盘龙城等遗址中的商代贵族墓出土的青铜酒器数量占比都很大。酒器不仅在贵族墓葬中随葬，在身份地位较低的一些墓中也多随葬陶爵、陶觚、陶斝等陶制酒器。
商人酗酒之甚，是商灭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周人甚至归因于此，并引以为戒。由于长期饮酒会损伤肝脏、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等，这也就导致商朝统治阶层丧失判断力，军队作战能力大打折扣。同时，商代青铜酒器中平均含有7.2%的铅，根据科学研究表明，合金中的铅较易溶于酒，若铅含量达到7%—20%，且被人长期饮用，则有可能引起慢性中毒，进一步损害身体系统。另外，当代一些考古学家也对商代墓葬中的人骨铅含量做过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商晚期贵族不乏铅中毒的案例，王室成员尤甚。
发达的农业为重酒风气形成提供了前提。商代的酒类主要有酒、醴、鬯。酒，就是用黍、稻作为原料，采用酒曲发酵酿成的滓少而清的酒。《尚书·说命》曾提到“若作酒醴，尔惟曲蘖”。醴，是用蘖（麦芽）制成的甜酒，糖化的程度大，酒化的程度小，是一种酒味较薄的酒，这种甜酒没有经过过滤，一般连渣食用。鬯是一种黑小米加上香草酿成的有香味的酒，专用于祭祀。可以看到，商代的酒主要是由粮食酿制而成，因此粮食的产量也就与酿酒业和酒息息相关。
商代，农业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在当时，粮食品种丰富多样，有黍、稷、麦、䅘、稻、黑小米等，其中又以黍生产的最多，为主要粮食。同时，农业发达也反映在农具上。例如，在商代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农业生产工具占比较大，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石器中农业生产工具铲、镰、刀（铚）、砺石（磨镰、刀用者）合计475件，占总数的81.6%。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代遗存中出土了484件青铜器中有农具36件。
农业发达使得粮食产量提高，人们便可以在满足一日三餐需求以外，还有剩余的粮食用以酿酒。因此酿酒业也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为重酒风尚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在郑州二里岗一处遗址中，有大量的厚胎粗砂质的陶缸，缸内都有白色的沉淀物，发掘人认为这些沉淀物都是当时进行酒类酿造的遗留，而这处遗址可能就是酿酒作坊的遗址。而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处疑似酿酒作坊的遗址，里面以陶器为主，有瓮、罍、尊、壶、大口罐、盔形器、漏斗形器等，这些陶器的功能大部分与酿酒的过程有关，人们还发现了人工培植的酵母和多种植物种仁，大部分应是酿酒用的原料。以上两处遗址都具有相当规模，且可能已有专业分工。
我们知道，商代重鬼神，无论大小事都要进行占卜祭祀。因此，祭祀之于商人是非常重要且常见的仪式。在这一过程中，酒充当了沟通人与鬼神的工具。商人认为，喝了酒后飘然欲仙甚至产生幻觉的状态可以帮助他们与神灵和祖先进行沟通，故而祭祀用酒也就成为商代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商人重酒，或许是进行礼仪祭祀的需要，或许是贪图酒中的回甘，或许是渴求饮下后飘然忘忧的感觉。在一次次宴飨和喜庆丧葬仪式时，人们总是情不自禁端起一杯又一杯满溢的酒，痛快饮下。久而久之，酒已然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蔡锋.商代酿酒业及其饮酒、酗酒风气[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
[4]王鑫,毕经纬. 商周之际饮酒思想的转变.微信公众号”文博中国”,2022年12月28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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